“我也不清楚他们为啥要我，不过听他们那意思很早就想挖我了。”我解释道。
妻子也没有想太多，只是说道：“行啊，不管去哪，只要有工作就行啊，这年头，在哪干不是干活啊。”
我点着头，握住妻子的手说：“这也算完成一个事儿了，也不用你再那么辛苦找工作了，你就好好在家呆着。想干点啥就干点啥，什么时候想工作了就工作。今天听他们的意思，工资应该比在中延高，而且等仲裁的钱下来，应该也挺多的，够用了。”
妻子看着我，慢慢地说：“好！不过你也别太辛苦了，别忙得身体都受不了了。”
我刚要转身抱一下妻子，妻子就伸直双手推开我：“熏死了，快洗澡去，都是酒味儿！”
“好嘞！遵命！”我晃晃悠悠地站起身来，弯着手对着妻子敬了一个礼，跑进了浴室。
当我伸着懒腰从床上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日上三竿了。窗外的太阳十分的刺眼，让我的视线有些模糊，眼前就好像有飞虫在盘旋似的，而我伸手去抓却什么都没有。本来我想一大早去中延把剩下的一些手续办完，但酒精的作用仍然十分强烈，闹钟响了好多次都被我按掉了，甚至最后把妻子都吵醒了，我却依然没能从床上爬起来。
我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到客厅喝了一杯水，妻子看到我起床，对我说道：“你手机早晨的时候响了好多次了啊，不知道谁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。我看你睡得那么熟，就没叫你。你看看谁啊，给人家回一个吧。”
我十分好奇是谁能在大清早打那么多电话，于是我回到卧室拿起手机一看，一共十六个未接电话，全都来自于同一个人——杨总。
我紧紧地攥着手机，狠狠盯着屏幕上的名字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给我打电话，也不知道该不该回复他。我想起最后一次见他时，那副两面三刀的面孔，我想起那杯茶的味道，我想起他对我说的每一句话、每一个字。我又想起二十年来对中延的贡献，我想起自己去全国各地跑业务，我想起为了几块钱的差价和供货商吵架，我想起做过的几百份报价单和几千页的资料。而我就像蜥蜴的尾巴，被轻而易举地舍弃了。
就当我犹豫着要不要给他回电话时，我的手机又响了，是第十七个电话。在铃声即将停止的那一秒，我按下了通话键。接通电话总是比回复电话要容易得多。
电话那边传来了杨总笑盈盈的声音：“老李啊，怎么不接我的电话啊。嘿嘿嘿，起床了吗？”
故作亲昵的语气让我隔着电话都感到了恶心，“是杨总啊，不好意思我刚醒。你也知道，我这没了工作，很清闲的，想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了。”我没好气地说道。
然而杨总却丝毫不在乎，仍然用同样的语气说：“瞧你说的，什么叫没工作呀，我不只是让你休假吗，你休息够了就可以回来上班呀！”
“杨总，您见过休假休得找工作吗，您见过休假休得办离职吗？”我冷冷地说道。这应该是我记忆里唯一一次以这样的口吻和他说话，但毕竟现在我已经不在他的手下了，所以我也完全不在乎了。
电话那边依然是非常油腻的语气，“老李，你都在我这儿干了这么多年了，你还不知道我的脾气吗。我这人就这样啊，经常管不住自己的嘴，一生气有的话就跟个屁似的出去了。嘿嘿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你瞧，我现在这不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，所以我想真诚地再次聘请你！工资也给你涨，职位你不满意的，也可以商量嘛。”
如果他不提我在中延工作很久这件事还好，他一提我就感觉到胃里顿时翻江倒海。我缓缓呼出一口气，不带任何感情地说：“杨总，感谢您这么长时间的栽培与照顾。但是很遗憾，我已经找到了新工作了。”
电话那头仿佛静止了一般，很长时间都没有任何动静。过了很久才传来杨总的声音，而此时他已经没有了刚才的温和，语气变得异常生硬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“你，真的去杰科玛了？”那是一种我从来没有听过的语调，虽然声音很低，但却像指甲划过玻璃一样的恐怖和刺耳。
“是的。”我完全没有否定。因为这个行业非常小，况且他已经知道了这件事，我根本没有隐瞒的必要。
电话那头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，“说啥，都改变不了了吗？”我听到杨总的话里稍微有些退让，不禁心里有些动摇。
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目的给我打的这个电话，是因为舍不得劳动仲裁的赔偿金，或者是良心发现明白了我工作的重要，又或者仅仅是不希望我进入竞争对手的公司。但无论他打的什么主意，毕竟从公司刚起步时就积累的情分还是有的。工作里有过筚路蓝缕，也有半途而废；有过大功告成，也有前功尽弃；有过上下求索，也有浅尝辄止；有过适逢其会，也有失之交臂；有过得偿所愿，也有求之不得。的确有很多开心的事和痛苦的事，现在觉得，就算有些无聊的时间也是值得怀念的。
然而，我不能理解自己辛辛苦苦地工作，换来的却是装模做样的“裁员”。如果说我在竞标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苟活下来算是一种侥幸，那么最后倒在自己人的暗箭里就等于一种背叛，这是我无法忍受的。尽管从中延到杰科玛不过是从一个火坑跳到另外一个火坑，但至少现在，我还有尝试的资格。
“是的。”我淡淡地说出两个字。
电话那边传来一声叹息：“唉，好，我明白了，既然说什么都没用了。我也不能阻挡你想进步，这几天抽空过来一趟，把剩下的手续办了。离职金你放心，我一分钱都不会少你的。就这样吧。”杨总说完就要挂断电话。
“杨总你等一下。”我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，对他说道，“赔偿金我不要了，我一分都不要。”
杨总显然很纳闷，支支吾吾地问我为什么。我什么也没有回答，只是说了“再见”就挂断了电话。关上手机的那一刻我才知道自己要的其实并不是几万、十几万的赔偿金，而是一种承认、一种自尊，一种自己曾经存在过的证明。
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一直在处理中延的手续办理和工作交接，我和二十年来相熟的每一个客户和供应商都通了电话，告知了我的辞职以及新的工作去向，几乎同样的社交辞令把我累得口干舌燥。而妻子几乎每天都在和我抱怨为什么放弃那一笔不菲的赔偿金，每当我听到她说我傻时，我也只是点燃一根烟然后对她笑笑，不说一句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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