要不说，当初曹志强干嘛不要百分之五十的股份，甚至更多股份呢，其实是可以这么做的。
但只要曹志强要了百分之五十及以上的股份，在这个时期，这家公司的性质就变了，不能叫做国有企业了，而是叫合资企业。
没错，大家认识中的合资企业，似乎都是中外合资，但实际上呢，一开始的合资企业，不仅仅包括中外合资，也包括国内的合资企业。
中外合资就不说了，国内的合资企业，主要是指那些私人跟集体企业或者国有企业合股的经营模式。
比如一些早年公私合营的公司，其实就算合资企业。
只不过这个国内的合资企业，随着1993年颁布的《公司法》出台之后，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，只剩下中外合资这个名头了。
合资企业中，如果私人股份占大头，那就不能叫国企，只能叫合资公司。
但如果这个合资企业中，国企占大头，国企成分控股，那就可以叫国企。
要不然，曹志强当初也不会让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给红光机械厂，不就是为了国企这个皮么。
别小看这个皮，这个皮在这个时期是很有用的。
比如去磁带厂谈指标，你不是国企就谈不下来。
身份达标之后，其次你还得关系达标。
在此时的京城做生意，光有钱有身份还不行，你还得关系到位。
简单说，就是人家北平磁带厂，为何要给你磁带的生产指标，就图你长得帅么？
同样道理，其他的磁带厂，凭什么把自家指标给你？
这就得让人去走关系了。
所谓走关系，无非就是吃吃喝喝加送礼。
别搞什么官大一级压死人，现在这玩意儿对磁带厂这种单位还真不好使，真金白银最顶用。
说白了，就是要给磁带厂的厂长啥的送礼，至于送什么，这个就得投其所好了，反正钱肯定是不能少的。
京城好说，有李厂长跟陈家邦等人的帮衬，走通北平磁带厂的关系并不难，出的钱也不用太多。
难的是其他城市的磁带厂，比如济南等地的磁带厂，这就需要李有福这种社交牛人去办了。
李有福能以个体户的身份就达成区域批发商的成就，是离不开自己的社交能力的。
现在他有了京城国企领导这层皮，那底气就更足了。
李有福现在为毛一直不辞辛苦的在外游荡闯荡？那当然是开心啊！
要是在过去，李有福可不敢到处找大厂大领导，都得偷偷摸摸找小厂小领导。
现在不一样了，李有福是正经的国企经理，甭管是不是真干部，但职务是假不了的。
外地人也不会去查你是不是干部身份，他们只能查你是不是那个国企的人，以及是不是国企的经理。
比如济南的磁带厂，人家就曾经第一时间打电话给红光出版社确认过，询问是不是有李有福这个经理。
确定无误之后，人家才敢跟李有福继续商量磁带指标的事情，以及商量如何吃饭跟收礼的事情。
身份达标了，关系到位了，是不是就能要到产品指标了？
答桉是不行，你还得有正规的理由，并且经过领导批示。
在1983年，全国其实依旧没有完全放开市场行为，大部分依旧是凭票供应，尤其是生产厂家，都是要申请生产指标的。
而申请生产指标，不光要身份达标，关系到位，你还得有说得过去的正规理由，也就是你为什么要这批产品，以及你要这批产品的目的是什么。
这个正规理由，基本就把百分之九十九的个体户给隔绝在外，因为他们给不出正规理由。
尤其是空白磁带，那是相当严格。
因为在八十年代初，录音设备是不能随便玩的。
比如现在的录音机，说是叫录音机，其实只能叫单放机，大多数根本不能录音。
那些能录音的，尤其是能翻录录音磁带的双卡录音机，大多数都是进口录音机，而进口录音机嘛，此时一般人是买不到的，因为还需要外汇券跟侨汇券，除非你买的是走私货。
不光录音机难买，空白磁带也难买，至少大批量的空白磁带，普通人是买不到的。
只有特殊单位，比如唱片公司，央视，还有各个政府单位等等，才可以大量购买空白磁带。
那么巧，华夏音像公司呢，就是可以购买空白磁带的单位。
当然了，由于华夏音像公司呢，目前还没有自己的设备，所以只能拜托磁带厂来直接灌录内容，生产有内容的磁带，而不是空白磁带。
这时期的磁带厂虽然主业是生产空白磁带，但不等于他们不能生产有内容的磁带。
相反，录制有内容的磁带，磁带厂更喜欢一些，因为灌录内容这块儿，这属于自主创收，不用交税。
比如说，北平磁带厂生产一盘出厂价八毛钱的磁带，这部分钱中，是饱含税收的，要交税。
但如果额外加五毛钱，在空白磁带灌入内容，以及加上相关包装，那这五毛钱就不用交税，属于自主创收，可以算厂子自己内部的小金库。
嗯，别怀疑，这时期就是这样的。
当然了，后来这种模式就改了，尤其是两税法上台后，想用这种方式避税，就真的很难了。
所以啊，在这个时期，其实磁带厂是最喜欢像华夏音像公司这种单位的，因为能额外捞好处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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